引述自：解構台灣「自行車熱」的媒體論述, 鄭秀圓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所碩三), 文化研究月報107期
四、 台灣自行車發展脈絡
探討台灣自行車熱論述意義翻轉的過程，首先將探討台灣自行車的發展脈
絡，說明自行車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引發多重的想像與用途，亦即，依循傅柯的歷史性論述實踐之邏輯，觀看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論述，其論述裡又再現了什麼樣的社會意義。因此，欲了解當今自行車熱的社會文化意義，還必須了解在自行車熱潮之前，不同階段的社會脈絡是如何看待自行車？接下來將探討台灣自行車發展脈絡。
(一) 光復前仰賴日本進口─自行車被視為財富象徵 (1930年~1940年代)
自行車大約於1865年傳入日本，那時正值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政府推行西化政策，自行車以及製造技術就是在當時從歐洲傳入日本，稱作「自轉車」。[1]當時剛好日本正值工業蓬勃發展時期，因此，自行車產業很快的在日本奠下基礎，之後由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造成歐美自行車輸日量銳減，歐美的危機卻造成日本的轉機，使得日本國產自行車製造量大幅增加，成為自行車生產與外銷大國。
日據時代之前，牛車是台灣農村社會的主要交通工具，當時只有人力車和馬車並沒有自行車。到了日據時期，自行車自1903年開始由日本輸入台灣，當時市面上著名的日本進口車牌子有：富士霸王號(如圖2)、富士宣傳號、肯特、日美商社、松島號、Large、能率、川村號、 Premier等等，其中以日本株式會社日米商行所製造的「富士霸王車」最具代表，當時一分地價值100元，一台進口的富士霸王車就要30元，其價格等同於現代高級的賓士車，[2]加上引進的數量不多，只有日本官員以及當時台灣上層階級權貴才買的起，成為當時社會財富的象徵物。
圖2 富士霸王號
圖3日據時代配在富士霸王號自行車上廣告牌
圖4日據時代日米商店株式會社生產富士霸王自轉車廣告看板
資料來源：2010宜蘭綠色博覽會幸福單車館
(二)自行車平民化的過程(1940年末期~1960年代)
日據末期(約1940年代)，開始有一些其他日本生產的自行車進口至 台灣，例如日製松田號自行車，就是訪間俗稱的「武車」。當時人們習慣性的把男性騎的自行車稱為「武車」，女性騎的稱作「文車」，後來「文」、「武」車的意 思慢慢產生演變，「文車」扮演代步工具的角色，使用者多為警察、醫生或老師等，設計較為輕巧；「武車」則扮演運輸載貨及做生意的運具，使用者大多數為農民 或商人。然而，這時期的文車、武車還不算普及，直到1960年由於政府的政策使然，批發商或 車行投資組車廠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增加，中盤商應運而生，那時才是文車、武車盛行的時代(許正和、邱創勳，2007)。
因此，從日據時期前期發展到末期可知，自行車雖然作為上層階級炫耀的工具，但在一般民間生活已漸漸有較平民化的自行車出現，不論是老師或醫 生等中產階級的「文車」，或是勞動階級裝載貨物的「武車」，雖然其中也包含不同階級之成見，但對於自行車的想像逐漸朝向於一種普遍性的代步的交通工具。這 從李佩璇(2009)所指出的報紙言論，便可以發現自行車在交通機具的定位。「小 汽車太闊，步行太慢，三輪車太貴，驢馬少，就台灣現況而言，只有腳踏車與公共汽車算最適宜的交通工具。」(聯合報1954年12月6日)
台灣光復之後，1949年國民政府開始對日開放貿易，當時台灣已開始自製自行車，但 技術遠不如日本來的精密，兩者之差異可以從當時的物價比較看出，當時理髮只要7元，自產的自行車要900多元，進口的自行車則高達1700多元(陳柏如，2001)。日本進口車價格為將近為國產車 之兩倍，可見日本進口車作為上層階級權貴的象徵仍舊存在，而國產車就較為一般粗俗。
由於早期台灣自行車以內銷為主，進口舶來自行車最多曾高達年40萬輛，消耗外匯甚 鉅，政府為扶植國內腳踏車業，1950年先管制進口自行車與零件，1954年更全面禁止自行車進口，因而造就了四大中心組車廠[4]的 崛起，使得國內自行車產業逐漸穩固發展( ibid.)。
因此，1950年代由於有政府的保護措施，加上國產車沒有像日本進口車如此昂貴，因 此，親民廉價的自行車，成為了國人日常生活重要的交通工具。1961年台灣年產自行車輛近3萬輛，對內銷的零件組件物流助益良多，全台經銷自行車及零組件的車行約計3000家，市面上使用的自行車總數多達130多萬輛， 那是文車、武車、文武車盛行的黃金時期(許正和、邱創勳，2007)。 換言之，隨著國家政策與產業結構變遷，使得自行車不再只是過去上層階級的昂貴品，而成為平民化又普遍的運具。
然 而，到了1968年政府大量開放從日本進口不需要掛牌的50 C.C.輕型機車，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國內機車持有率便大幅成長，甚至到了1981年 國內每四個人便擁有一輛機車(李佩璇，2009)。 自行車頓時之間成為非常落伍的交通工具，因為經濟能力稍微好一點的人都轉向選擇以機車作為其主要交通和貨運工具(陳 柏如，2001)。
總 括上述的歷史發展可知，從1930年~1940年 台灣社會視自行車為昂貴的舶來品，這樣的社會意義源自於殖民國向被殖民國輸入現代化科技之呈現，由於所費不貲，一開始為上層階級所擁有，被視為一種財富的 象徵。發展至日據末期才慢慢引進文車、武車日常生活運具。到了1940年末期~1960年代，台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禁止進口的管制政策，加速了自行車普及化的發展，但是1968年開放輕型機車進口後，使得騎自行車人口開始逐漸轉向以機車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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